取得頂尖大學學位後，進入百萬年薪的投行、律師行、科技巨頭、大型諮詢公司工作，多年來已成為精英學生固定的職業道路。然而，有名校畢業生批評，Z世代最聰明的一批人正將自己出賣給高薪但平庸瑣碎的工作，放棄了原本的夢想。

27歲牛津畢業生拒大行offer
寫書反思大公司瑣碎工作磨滅人才

現年27歲的Simon van Teutem是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、Our World in Data撰稿人。22歲從牛津大學本科畢業後，他拒絕了摩根士丹利和麥肯錫的工作邀約，而是選擇繼續攻讀牛津政治學碩士，同時在荷蘭獨立媒體De Correspondent任兼職政治記者。

今年，他出版著作《人才百慕達三角》（De bermudadriehoek van talent），討論年輕精英的聰明才智如何消失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。

他對《財富》表示，寫書是因為目睹了聲名顯赫的大投行、諮詢公司將才華橫溢、富有創造力的年輕人吸入瑣碎工作的漩渦中，然後關上大門。每個人都說自己當銀行家只是為了獲得敲門磚，但最終卻往往在這個行業留了下來。

這些公司破解了缺乏安全感的超級成功人士的心理密碼，然後建立了一個自我強化的系統。

科學家淪為做平庸的工作

Van Teutem本人也經歷過才華被枯燥工作淹沒的挫折感。他長期癡迷經濟與政治，2018年作為本科生入學牛津，決心用自己的才能和特權幹一番事業。

兩年內，他先後在法巴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實習，在處理併購案時，常常累得趴在辦公桌上睡著，工作強度如同「從著火的房子中救出嬰兒」。

他澄清，自己並非那種認為所有公司都是「邪惡」的Z世代人，讓他感到不適的並非工作本身，他「只是覺得這份工作相當瑣碎或平凡。」

後來，他又到麥肯錫實習，在那裡工作看似更加光鮮，但同樣空洞。

我周圍都是火箭科學家，他們可以製造出非常酷的東西，但他們只是在建立簡單的Excel模型，或進行逆向工程以得出既定結論。

因機會成本滯留

拒絕全職工作機會後，Van Teutem轉而開始採訪那些接受了高薪offer的人。3年間，他他訪問了212位銀行家、顧問和律師，從實習生到合夥人，試圖理解為什麼如此多頂尖畢業生最終從事了他們私下討厭的工作。他總結道，造成損失的不是邪惡或貪婪，而是失去了潛力：「真正的傷害在於機會成本」。

他發現，金錢不是主要驅動因素，至少一開始並非如此。

最初的吸引力在於，大多數精英畢業生不會根據薪水來做決定，而是無限選擇的幻覺，以及社會地位。

升級獎勵只是幻覺

Van Teutem表示，在牛津，這種幻覺無處不在。銀行與諮詢公司主導招聘會，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則靠後。他憶起首次接觸這個體系的經歷：法巴銀行在牛津高級餐廳為優等生舉辦晚宴，他最初只因經濟拮据想蹭免費餐點而申請參加，結果就去了這家銀行實習。

這是我們被訓練去玩的遊戲，你被塑造成這樣。你總在尋找下一個關卡，哈佛之後的哈佛，牛津之後的牛津。

當許多畢業生意識到畢業典禮結束後並沒有金星獎勵，下一階段不過是更高的薪水和更長的簡報，往往為時已晚。大多數人以為兩三年就能離開職場去追尋夢想，但真正做到的人卻寥寥無幾。

被困住的名校生律師 夢想逐漸消亡

書中講述了一位化名Hunter McCoy的受訪者野心被逐漸消磨的故事。McCoy原本計劃從政或進入智庫，夢想著未來從事倡議工作。從常春藤盟校法學院畢業後，McCoy加入了一間頂尖律師事務所，準備只待兩三年，還清學貸、賺夠自由追夢的錢就離職。他回憶：「成為一名律師從來不是我的夢想，我真的沒打算這麽做。」

但事實證明，自由是個不斷變動的目標。McCoy住在一個物價高昂的城市，周圍的同事每周工作100個小時，還要半夜搭的士回家。即使起薪高達12.5萬美元（約97.5萬港元），他也總是辦公室裡最窮的人。每一分獎金，每一個新頭銜，都讓他的「窮」更上一層樓。

高收入刺激高支出　不斷循環

陷阱慢慢收緊。先是按揭，然後是裝修，接著是悄悄蔓延的「生活方式通脹」。買了一間好公寓，就會再想要一個舒適的廚房。裝修好了廚房，就想要配套的刀具。每增加一個舒適體驗，就意味著要升級一次，為了保持這一切的完好，又要被迫加更多班。

高收入刺激高支出，高支出又會引發更高的支出。

他到45歲左右時，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仍告訴自己很快就會離開。但歲月的沉澱已經變成了一種愧疚。

他對Van Teutem說：「因為我一直沒見過孩子們，因為我總是拼命工作，我告訴自己不行，我想再堅持幾年，因為至少這樣我能為孩子買樓，作為彌補我錯過那麼多的回報。」

最悲哀的是，McCoy不確定自己辭去高薪工作後還剩下什麼，不知道妻子是否還會留在他身邊。

Van Teutem表示：「我很慶幸自己沒有這麼做，因為你以為可以放心地做這些決定。但三年後，你可能就不是同一個人了。」

應建立鼓勵冒險的環境

Van Teutem認為，解決方案不在個人的道德覺醒，更多在於整個勞動體系的設計。他説：「你可以讓機構轉向變革或冒險」。他最欣賞矽谷初創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，認為它降低了風險成本：小額資金、快速回饋，以及一種可以承受失敗的文化。

他建議政府也能效法這種模式。他舉例，1980年代，新加坡開始直接與企業競聘頂尖畢業生，最終將高階公務員薪資與私營部門掛鉤。雖然此舉頗具爭議，但它打造了一個能留住最優秀人才的國家。

非營利組織也吸取了類似教訓，如英國的Teach First和美國的Teach for America複製了諮詢業的招聘策略，精選候選人、打造「領導力計劃」品牌、快速賦予職責，以此吸引精英學生進入教室而非董事會。

Van Teutem希望大學和僱主能複製YC模式：降低嘗試的不利因素，提高試錯的聲望。

我們已將冒險當成一種特權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